帝奄不救疾，胤嗣未建。琅邪王丕，中兴正统，明德懋亲。昔在咸康，属当储贰。以年在幼冲，未堪国难，故显宗高让。今义望情地，莫与为比，其以王奉大统（《晋书·哀帝纪》）。

夫大道之行，天下为公。成皇帝舍胤嫡之受，而授重天伦，道崇先代。康皇帝祗承明命，正统既移，至尊应继康皇帝嗣（《通典》八十，升平五年五月，穆帝崩，皇太后令立琅邪王丕，太常臣夷等五人议。）。

戎旅路次，未得轻简赋役。玄象失度，亢旱为患。岂政事未洽，将有板筑、渭滨之士邪！其搜扬隐滞，蠲除苛碎，详议法令，咸从损要（《晋书·哀帝纪》）。

丕死罪死罪，承中书郎君疾患比委瘵，情以灼怛。伏念垂心忧劳，想得治力渐佳，丕死罪死罪（《淳化阁帖》一）。

朕获承明命，入纂大统，顾惟先王宗庙，烝尝无主。太妃丧庭，廓然靡寄，悲痛感摧，五内抽割。宗国之重，情礼兼隆。胤嗣之重，义无与二。东海王奕，戚属亲近，宜奉本统，其以奕为琅邪王（《晋书·哀帝纪》）。

显宗成皇帝顾命，以时事多艰，弘高世之风，树德博重，以隆社稷。而国故不已，康穆早世，胤祚不融。朕以寡德，复承先绪，感惟永慕，悲痛兼摧。夫昭穆之义，固宜本之天属。继体承基，古今常道。宜上嗣显宗，以修本统（《晋书·哀帝纪》）。

会稽王体道冲虚，理识明久。阿衡孝宗，有保义之规；辅弼哀皇，尽翼亮之道。朕承洪绪，仍闻善诱。慎徽五教，仪形具瞻，登贤显亲，国之典也。其以为丞相、录尚书事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剑履上殿，给羽葆鼓吹班剑六十人（《御览》二百二十引《晋中兴书》。案：《废帝纪》兴宁三年七月，改封昱为琅邪王，今此仍称会稽者，《简文纪》帝固让，故虽封琅邪，而不去会稽之号。）。

资父事君而敬同。又《礼》云（《宋志》作“礼传”。）其夫属父道者，妻皆母道也”，则夫属君道，妻亦后道矣。服后以齐，母（《宋志》作“资母”，《通典》作“资父”。）之义也。鲁讥逆祀，以明尊卑（《宋志》《通典》皆作“尊尊”。）。今上躬奉康穆哀皇及靖后之祀，致敬同于所天，岂可敬之以君道，而服废于本亲。谓应期齐衰期（《晋书·康献褚后传》，太元九年崩，太后于孝武帝为从嫂，朝议疑其服，太学博士徐藻议。又《宋书·礼志》二，九年作元年，徐藻作徐恭，《通典》八十作宁康中，皆误。）。

范泰云：“今既祔，遂祭于庙，故四时蒸尝”。如泰此言，殷与蒸尝，其本不同，既祔之后，可亲蒸尝而不得亲殷也。太常刘瑾云：“章后丧未一周，不应祭”。臣寻升平五年五月，穆皇帝崩，其年七月，山陵，十月，殷。兴宁三年二月，哀皇帝崩，太和元年五月，海西夫人庾氏薨，时为皇后，七月，葬，十月，殷。此在哀皇再周之内，庾夫人既葬之后，二殷策文见在庙。又文皇太后以隆安四年七月崩，陛下追述先旨，躬服重制，五年十月，殷。再周之内，不以废事。今以小君之哀，而泰更谓不得行大礼。臣寻永和十年至今五十馀载，用三十月辄殷，皆见于注记，是依礼，五年再殷。而泰所言，非真难臣，乃以圣朝所用，迟速失中。泰为宪司，自应明审是非，若臣所启不允，即当责失奏弹，而愆惰稽停，遂非忘旧。请免泰、瑾官（《宋书·礼志》三）”。

准礼。大行皇帝山陵事终。即合祔庙。其太祖第七室先祔皇昆义宗孝敬皇帝哀皇后裴氏神主。伏以义宗未登大位。崩后追尊。至神龙之初。乃特令升祔。春秋之义。国君即位未踰年者。不合列昭穆。又古者祖宗各别立庙。孝敬皇帝恭陵既在洛州。望于东都别立义宗之庙。迁祔孝敬皇帝哀皇后神主。命有司以时享祭。则不违先旨。又协古训。人神允穆。进退得宜。在此神主。望入夹室安置。伏愿陛下以礼断恩。

先生字安石，讳安，阳夏人，寓居会稽，与王逸少、许掾、支道林游处。出则渔弋山水，入则言咏属文，无出世意。扬州刺史康季坚以先生有重名，必欲致之。不得已赴召，月馀求归。复除尚书、琅琊王友，并不起。吏部尚书范玄平举先生为吏部郎，先生以书拒绝之。有司奏先生被召，历年不至，禁锢终身。遂栖迟东土，常往临安山中，坐石室，临浚谷，悠然叹曰：「此与伯夷何远」！后仕至太保。虽受朝寄，然东山之志始末不渝，每形于颜色。及镇新城，尽室而行，造汎海之装，欲须经略粗定，自江道还东。雅志未就而卒（事载《晋书》列传。）。赞曰：

先生在东，若将终身。晚乃强起，谈笑经纶。酒杯奕局，坐清烟尘。我观东山，匪渭即莘。

课治于王者之盛时，则守株之诮不免于啬夫之口；课治于霸者之末世，则改弦之喻不夺于君子之志。非王者之不足尚，而霸者之有可称，时适其变而法便于民故也。请借齐、秦以为喻。齐之小白相管仲而从其言，秦之孝公用商鞅而听其说。是齐、秦之便利苟简，虽为好高慕古之士所黜；其量时度宜，反为通达国体之人所取。是其不贻于守株之诮，而有得于改弦之喻也。何则？五家为轨，五里为连，此轨里之法起于管仲也。非管仲有拂于先王，齐小白富强之急不得不然尔。千而为阡，百而为陌，此阡陌之法起于商鞅也。非商鞅有拂于先王，秦孝公兵食之急不得不然尔。若使不然，追踪王者之迹，图为治国之术，岂不亦疏且远哉？大抵一时之治必循一时之法，必循一时之便。不循其法，不足以为治；不循其便，不足以为法。藉是以观历古赋税之得失，盖可见矣。自神禹治水，分别九州，底乃财赋，时则有五十之贡。成汤嗣兴，受小共大共，为下国骏庞，时则有七十之助。成王定周，设为九赋以敛财贿，时则有百亩之彻。三代便民之法，岂可企而及之哉？春秋之世，鲁宣公之初税亩，则税赋为不足；定公之作丘甲，则税赋为不足；哀公之用田赋，则税赋为不足。便时之法，果将若何为足观也？汉高祖式遏乱虐，除秦之暴，天下平定，区别疆界，时则十五而税一。迨及文帝，治风灿然，四海富庶，时则三十而税一。当此之时，税赋为有馀，循时之便，何足忧哉？有若武帝专意征伐，用度始不足。加口钱，榷盐铁，铸白金，造皮币，纷纷然也，无益于事。是虽仲舒献名田之策，是虽师丹献限田之策，皆欲均其赋税也，惜乎策之不用而止。唐太宗济民水火，除隋之暴，身及太平，法古遗意，时则有租庸之制。施及代宗，前法稍玩，有所更革，时则有以亩定税之制。当此之时，赋税为有馀，循时之便，又何足忧哉？有若德宗，藩镇强盛，用度始不足。议盐铁，兴钱币，行括苗，置和籴，纷纷然也，无益于事。是虽陆贽进六币之策，是虽齐抗进六奸之策，皆欲均其税赋也，惜乎策之不用而止。历观古者一得一失大率如此，厥今赋税何如哉？不均之弊有二：有兼并之弊，有流徙之弊。何谓兼并之弊？富者地日以益而赋不加多，贫者地日以削而赋不加少。奸民欲计免于赋役者，割数亩之地，加之数倍之赋，而收其少半之直。于是其富者地连阡陌，膏腴沃壤奄而有之，其贫者曾无尺地以置锥托足。方且困于重役，迫于追呼，此所谓兼并之弊也。何谓流徙之弊？吴蜀有可耕之人而无可耕之地，荆襄有可耕之地而无可耕之人。又其凶年饥岁，转相散徙于丰足之邦。于是所会之处如凫居雁集，乌合蚁聚，所居之里鸡犬不相闻，马牛不相及。又且伐户破灶，析骸毁骨，此所谓流徙之弊也。为方今之计，必欲去此二弊，莫若行土断之法。何则？籍其地之广狭，计其人之众寡，限之以户数而授之以土地，使有力者势不至于陵僣，使不足者身不至于流荡。是法既行，户有定籍，田有定分，无有兼并，无有流徙，然后从之为什一之税，则不均之弊又何患哉？所以晋哀帝始行之，安帝终复之，亦能济其艰危，免其匮乏，而天下有息肩之所，岂不嘉哉！幸今主上屡降德音，以此为念，庶几礼乐兴，狱讼息。明执事上体天子之意，以此下询，愚虽不敏，愿以土断为献，不识与其进否？

臣闻有道之世，言路不壅，禁忌不立，而下情毕通。今一介之士，群至阙廷，耳所素闻，而目所骤见者，皆足以捍格其欲言之诚。有如陛下临轩之问，不加圣意，姑应故事而已，则其间虽有能言而不讳者，何益于陛下？愿陛下少留神焉，而臣切言之。恭惟陛下天姿聪明，措志高远，临治精瘽，远出前世，凡百事几，靡不灼见，苟有所见，断在必行。臣虽无似，亦足以窥陛下之万一。顾尝以为，陛下资虽聪明而所存未大，志虽高远而所趋未正，治虽精瘽而大原不立。陛下反而思，嗣位之初，岂不以太平之效旦莫可待？今既十年矣，不惟无成也，风俗益坏，将难扶持，纪纲益乱，将难整齐，人心益摇，将难收拾，吏慢兵骄，财穷民困，将难正救，陛下亦知之乎？臣伏读圣策曰：「丕受大命，司牧兆人，寅畏严恭，惟德弗类。是以顺考帝王之宪，铺寻载籍之传，求其可师，以济于治」。是非盛德之谦辞，是乃为君之常道。若不求贤自辅，与下同心，窃恐寅恭之诚有时必怠，稽古之学无所箴规。顷者陛下耻名相之不正，一旦更制，庶几近古，二相并推，以为美谈。执政大臣骎骎除拜，不问班品，而以为非常之举。臣之愚见，则谓不然。宰相，人主之腹心，天下之根本。诚有老成伟德，学问真儒，历试无疑，久任有绩，使之共政，国将永赖。由是正名，臣复何惑？今也，或以虚誉惑听，自许立功；或以缄默容身，不能持正。陛下病于欲速，始姑且信任，见其相安，复使并进。彼将卒事壅蔽，因以为欺，或者退避知难，彊而就列，悠悠岁月，觊不败露。陛下欲望其戒饬启沃之言，安可得乎？就使有之，亦不过顺旨巧辞。谩以塞责，陛下恭畏之诚，将何倚赖而不有阙乎？稽古之学，将何考正而不有失乎？他日知之，悔无及也。比有以和籴彊取于民，而因言黜职者，试问其人，则尝为相臣而用之。陛下始任之也，宁不曰「是得人」，今罪之也，宁不曰「是非人」乎？陛下择相一一如此，而且欲为治，甚为陛下不取也。若夫执政之除拜，则有大不可者。文武之别，有出身、无出身之辨，在古盛时，未闻此法。诚有人仅如前之所言，使参政机，国与有赖，勿问常格，臣亦何忧？今也不然，往往持巧取附益之术，挟倡狂无实之谈，下至于戚姻连属、闺门奔走之小人，亦得攀援附会，分据要涂。今侍从给舍之中，其知有国家者，不忍嘿嘿言而去之矣；其不言不去者，其人可知也。卿监而下至于百执事，盖有待而发者矣；否则，畏忌不敢吐而已矣；否则，将事请托，以求富贵而已。况夫诗书冠带之士，市肆田野之民，苟闻此言，莫不寒心丧气；而宫禁之官官卫士，营垒之列校走卒，不以是轻玩其上，则将由是徼倖于其上。陛下以为是可以安也，此而不改，正气日消，邪气日长，非所以应天顺人者也。他日知之，其悔益甚矣，陛下之圣，奚自至此？盖择相不当壅蔽之渐、顺旨之素，而陛下不悟，恭畏之诚不于是而反思，稽古之学不于是乎知鉴，则亦何用哉？臣故曰十年于兹，非徒无成，而乱日益甚者，所存未大，所趋未正，而大原不立也。陛下苟以为然，则凡所以策臣者，虽不言而有益于陛下；若以为未也，请详及之。圣策曰：「惟七制之明后，若三宗之显王，固本培基，则有务德之君；振旅治兵，则有雄材之主。习闻其号，亦观厥成，咸有所偏，未臻于治」。陛下诚深思焉，所以为基本者必有在矣。如曰雄材务德，均有所偏，则似轻重之不察者。陛下以为固本务德与雄材好武者可同日而语乎？若昔圣王，匹夫匹妇，皆被其泽，蛮夷戎狄，莫不来王，区区雄材，能及此否乎？天下至重也，人主至难也。古人有言：「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常亡」。敌国外患之时，庶几人主知所畏敬，不敢伥伥然自谓无虞，所恃以无虞者，惟固根本耳。脱谓吾有不堪之忧，将治兵振旅，奋发其勇，冀必可济，殆恐覆亡无日。臣切谓后世之君，苟知固本培根，虽威之不振，尚可勉也；苟徒振旅治兵，是亡国之事，况兵未必治哉？陛下不察其轻重，而槩曰偏。臣恐陛下与大臣议论之间，有不深求，而大臣亦无以补陛下之阙也。圣策以「孝文有德而无功，孝武有功而无德。欲以孝文之文，而厉之以武；孝武之武，而本之以仁」。陛下试深思焉，二君之所以异者亦判然矣。然孝文之德，若止如圣策所谓罪不孥、宫不女、惜露台之费、除税租之征，则陛下之慈俭，天下知之，岂少孝文哉？今人心不能如孝文时，陛下尚以为惧，或者斯民之心不可以少节得也。使慈俭遽能得民心，则天下亦易治矣。孝文之为文也，识三代之遗风，而愧不及之，举动必尚中正，用人悉使敦厚，其不敢尚斧斤之用者，岂不能哉？今日之患，正以小人在位，贤者失路，举事不中，人情多惑。陛下苟知一小人，未尝不断然斥逐；苟知一过举，未尝不翻然悔悟。一小人去，而更进者或多；一过事寝，而创立者益大。陛下行之，当时不自觉乎？万一自觉，试省其所以然之故，岂非容有自任妄动、眩惑轻信之心乎？如以臣言为不足信，则文帝二十年间，治几前代，不可厚诬；陛下以其文，而厉之以武，嗣位十年，功当倍之，而乃不称，何也？傥以其无攘夷狄之功，则当是时，匈奴无大患于汉，使景、武继之，益厚其本，则何患其不惩？圣策又谓：「选名将，讨不服，百蛮向风，匈奴远遁，武帝之功，可谓甚盛」。质其本末，此亦夸者之谈。夫汉之匈奴，蕞尔大县尔。汉四五十年，富民足兵，武帝四五十年，竭力用之，虚耗海内，竟不满欲。况今邻国之悖慢，有天下太半，吾将不足用，甲兵不精，人民之耗已不当武帝之末年矣，尚恐卒有缓急，无以应之，陛下方欲用武，终将若何？且武帝自用兵以来，任将甚重，如卫青、霍去病，固可以横行匈奴中，帝不问其所出微贱，辄尊宠之。自大司马、大将军之权尊，而丞相始轻。公孙弘为相，青方用事，弘苟合取容不诤，而终帝之世，相业无有。虽未亡汉，而大司马、大将军之号遂以不废。宣、元用许、史，成帝用王氏，哀帝用丁、傅，而卒为元始之祸。汉所由亡，武帝实为之阶。帝之初心，岂谓至此？徒以尚武宠将，陵夷致败。今陛下已蹈其辙矣，而其人又无一才可取，宰相忍与同列，曾不羞辱，按其罪谴，宜在公孙弘之上。过此以后，未知所终，臣窃悲焉。夫取武帝之武，未施于用兵，而其失已暴露，本之以仁，不亦难乎？陛下悯国运之中衰，卓然有恢复之志，诚思向时之所以中衰者其故安在，则今日之所以恢复者循循有序，决不可自任而妄动，眩惑而轻信也。圣策所谓：「文所加者深，而武之所服者大。唐之太宗，实能兼之。观其内平祸乱，外除夷狄，安堵黎元，各保生业，史臣称其功德兼隆，由汉以来未之有也。瞻言清风，窃所向慕。伊欲稽其行事，跂其成业，何修何饰而外户不闭，行旅不赍，何经何营而断狱几刑措，米斗直三钱欤？家给人足，厥道曷由」？陛下诚深思焉，太宗之所以过人者，亦必有道矣。臣尝考其终身所可言者，不过一二事，而资之聪明、志之高远、力之精廑，有不论焉。盖使徒挟是三者，而不知其本，将安用之？今夫独取孤隋，尽攘群盗，英雄之气，震慑天下。彼魏徵雠人也，仁义之论，直言无忌，太宗亦直从之无他恤，悉心下风，期与致治。以如彼之气，受如此之言，陛下以为轻信者能之乎？今日所用，乃虚诞贪婪之小人，亦既二年，靡补分寸，而又益崇用之，料陛下亦以其可与言恢复耳。使有如魏徵，首以仁义之论至，陛下能从之否乎？此亦太宗之所可言者，而陛下未能也。反覆太宗之书，得其所言，不过求谏。魏徵一病，而谓「数日不见，朕过已多」。《十渐》等疏，开怀领略，纵不能用，亦鲜寘罪，故终身赖以寡过。陛下以为自任者能之乎？今宰相奏事，侍从以上已见，百执事亦轮对，皆求谏之路，而最切者台谏耳。迩日之事，陛下发不中节，茍有血气，皆知其非。给舍之缴駮，台谏之章奏，朝廷公论，尚未泯灭，十年之间，涵养士气，仅有此耳。就使欲行者不可回，而敢言者亦可亮。今不旋踵逐之，不忍须臾。彼特人臣耳，雷霆之威，亦焉用暴哉？台谏虚位，二旬有馀；侍从迁易，九重自便。陛下亦念祖宗以来，涵养士气，远轶汉唐者，曾如是之雷霆震厉而不顾其体貌；台谏虚位，曾如是之经旬累日而不顾其旷官。太宗之朝，有如是乎？今之直言极谏、奋不顾身者，有如魏徵之戆直者乎？陛下之从谏如流，能大度包容，如太宗乎？故臣以为必上有如太宗之能受直言，而后有如魏徵之直臣。否则，阳博开言路之名，而阴以钳敢言之口，虽延恩之匦日盈，伏阙之章日上，而于国家之政事、主德之纯疵，无丝毫裨益也。且贪生而恶死者，人之恒情。今雷霆斧钺之威，朝上书而夕即至，无怪乎大臣之以持禄全躯，近臣之以希风阿世，风俗相沿，日甚一日。其弊将至于任事者以生事自危，效忠者以忤旨摈斥，不至于九重深拱，而群臣尽废，多士盈庭，而一筹莫吐，不止也。圣策又以「侍臣之启沃，不能深究乎仁义功利之辨，而多狃于近功小利之说」。此诚正谊明道之本也。夫不谋其利，不计其功者，三代圣王之治也。若近世，则皆未免觊功贪利，间或有成，亦不足法。陛下若稽古昔，以询侍臣，必有所得于此。臣恐侍臣之中，未必皆体此意，或乃因缘为说，实无本源，或乃开导不明，见谓迂阔，不足以坚陛下之诚。诚一不坚，而近功小利之说起矣。以迩日之用人举事，臣知陛下于仁义功利之宜果无定论，而讲之未始明白也。十年之间，九重之上所以图治者不定，而大臣之论治也不明，臣甚惑之。使陛下享国长久，百年而未艾，悠悠碌碌，犹如今日，岂不误天下苍生也哉？陛下复策臣以「习先圣之术，明当世之务，其以明告朕，悉意正论，毋枉执事，朕将亲鉴焉」。夫一介之士，群至阙庭，其间岂无可采之议？然世之习为冗熟无用之语抑多矣，陛下茍疾其无用，将并弃而不留神焉则不可。且腐儒之可疾，岂惟人上者疾之，稍知求为有用者亦自疾之。然所贵为人上者，有以阴革潜消，使人回心而转方耳。陛下深欲信任，未尝非儒，必谓是能决国家用也。以臣观之，所谓腐儒，莫大于此。天下之士，以为彼视我无加焉，而皆得尊荣，则虽告之曰「吾疾腐儒」，彼将安信？告之且不信，况欲其自化哉？陛下他日悟所任之不足用，将全归咎于儒，变法更政，祗以生乱，而不知反其本。臣窃谓陛下欲用真儒，而不知儒之所以真；徒恶腐儒，而不知儒之所以腐。不先自尽，而见无由明，进贤退佞且不可得，其何以化天下乎？自尽之道，要有攸止。以陛下之圣，日损其过，何所不至？臣虽获戾，其敢避乎？义不可嘿，情难毕陈，臣不胜昧死。